1848年2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正式发表。马克思恩格斯庄严宣告，“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”，共产党人“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”。

　　利益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的问题。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、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信念。1835年，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中写道：“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、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，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。”恩格斯虽然出身资产阶级贵族家庭，却穷其一生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。他广泛接触底层劳工，对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有着清醒认识。1839年，19岁的恩格斯发表了《乌培河谷来信》，记录了当地工人的困苦处境，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　　1842年，马克思成为《莱茵报》的撰稿人，不久担任该报主编。他利用所掌握的大量事实材料，连续写了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》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》《摩泽尔记者的辩护》等文章，对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和法律制度进行抨击，公开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。在《莱茵报》期间，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野。他认识到，利益问题的解答不应当再依赖抽象的绝对精神，答案应当到“黑格尔所轻蔑的‘市民社会’中去寻找”。

　　由于长年从事革命活动以及不计报酬的理论研究，马克思一家人缺少经济来源，生活常常陷入困境。但他始终不改初衷，坚持理想。在写作《资本论》时，马克思疾病缠身，甚至频频典当生活用品，却依旧笔耕不辍。他在1867年4月30日致迈耶尔的信中坦言：“我一直在生命的悬崖边挣扎。因此，我必须利用每一刻还能工作的时光来完成我的著作。为了它，我牺牲了健康、幸福和家庭。”事实上，马克思有很多机会摆脱贫困。马克思父亲的好友埃赛尔曾邀请他当《普鲁士国家报》的撰稿人，收入很高，地位显赫；普鲁士政府曾经三次派人劝说马克思进政府任职，都被他拒绝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给好朋友魏德迈的信中坚定地说：“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，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。”

　　尽管马克思个人生活相当困苦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无产阶级的命运。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，马克思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，他慷慨地将其捐给布鲁塞尔的工人。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，众多流亡者聚集伦敦，马克思在忙碌的工作中仍不忘对他们给予关怀。

　　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，恩格斯的帮助是全方位的。恩格斯曾写信告诉马克思，缺钱了就向他开口，不要因为向他要钱太多而羞于再向他要钱。恩格斯默默奉献、甘当绿叶，竭尽所能资助马克思，保障他顺利进行理论创作。在马克思逝世后，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，全力以赴地整理《资本论》后两卷，直至出版。为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，恩格斯不得不放弃《自然辩证法》的写作，以至于这部书只能留给后人一部草稿。他被马克思视为“第二个我”，却自谦地说：“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，就是拉第二小提琴，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。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。我只有庄严地许约，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，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。”

　　“为全人类谋幸福”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观，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进步、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和立场。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生，为实现人民利益而接续奋斗。毛泽东指出：“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，他们完全不谋私利，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。”“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，与人民休戚与共、生死相依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，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。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，践行着马克思的誓言：“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、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，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。”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先后部署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、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。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，我们党完全不谋私利，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并创造历史伟业。说到底，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、底气所在。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、谋大利，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，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，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。（晏然）